2026 年 7 月 29 日，比利時作家、哲學家 Raoul Vaneigem 在巴塞隆納家中辭世，享壽 92 歲。他是 1968 年法國五月風暴最著名的思想源頭之一，與 Guy Debord 並列為情境主義國際（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）的核心理論家。對許多人來說，這個名字可能陌生，但他的句子曾經被塗在巴黎街頭：「禁止禁止！」「做現實主義者，要求不可能！」這些標語不是他親手寫的，卻都源自他的文字。

從瓦隆小鎮到巴黎前衛圈

Vaneigem 於 1934 年 5 月出生於比利時埃諾省的萊西訥（Lessines），父親是鐵路工會成員。他在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攻讀羅曼語文學，後來短暫擔任中學教師，專業是中世紀文學與異端史。這個背景形塑了他一生的寫作風格：他擅長把反叛包裝成寓言，把批判寫得像詩。

1961 年，他經由社會學家 Henri Lefebvre 引介，在巴黎遇見 Guy Debord，加入情境主義國際。這個成立於 1957 年的團體，結合了前衛藝術、城市地理學與馬克思主義批判，主張用「漂移」（dérive）、「心理地理學」（psychogeography）和「挪用」（détournement）來打破資本主義都市生活的催眠狀態。

《景觀社會》與《日常生活革命》：兩本書，兩種聲音

1967 年，情境主義國際同時出版了兩本書：Debord 的《景觀社會》（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）與 Vaneigem 的《日常生活革命》（Traité de savoir-vivre à l'usage des jeunes générations，直譯為「給年輕一代的生活指南」）。

Debord 的書冷峻、雄辯，描述資本主義如何把真實生活替換成「景觀」：一切曾經直接體驗的事物，都變成被觀看的影像；人與人的關係被商品與圖像中介。《景觀社會》常被視為情境主義的理論骨架。

Vaneigem 的書則更主觀、更抒情。他從「生存」與「生活」的區別出發，抨擊現代社會把人變成被動客體。他認為，資本主義讓人只會「求存活」（survive），而非真正「活著」（live）。人的慾望、創造力與感官愉悅被貶抑為次等，個體被塞進預設的角色裡。他不主張等待革命先鋒黨，而是主張從日常生活開始奪回主體性：創造情境、拒絕既定角色、把「享樂」（jouissance）當成政治行動。

這兩本書形成互補：Debord 分析「我們被什麼控制」，Vaneigem 追問「我們該如何活」。

五月風暴：思想變成街頭標語

1968 年 3 月，Vaneigem 為西雅圖地下報紙《Helix》畫了一幅漫畫；幾個月後，這些思想就出現在巴黎牆上。五月風暴沒有單一領袖；它是學生、工人與激進團體的連鎖反應。Vaneigem 的文字提供了這場運動的語言：反對權威、反對消費社會、拒絕把人生變成生產工具。

當時最受矚目的口號之一「禁止禁止！」（Il est interdit d'interdire !），正呼應 Vaneigem 對「被禁止的慾望」的反叛。另一句「做現實主義者，要求不可能！」（Soyez réalistes, demandez l'impossible !）也體現他的核心信念：把「不可能」變成日常追求。

儘管 Vaneigem 沒有站在街壘第一線，他的書卻是 1968 年學生與工人的口袋讀物。

離開情境主義國際之後

1970 年，Vaneigem 辭去情境主義國際成員身份。他在辭職信中批評組織的官僚化與內部權力鬥爭，也承認自己的失敗。Debord 隨後以慣有的嚴厲筆調回擊，兩人決裂。

此後數十年，Vaneigem 持續寫作，出版了數十本書，主題從自治理、生態運動到反對工作倫理。他拒絕進入學術體制，也拒絕成為「經典作家」。晚年他往來於比利時、法國與西班牙之間，持續支持各種另類社群實驗。

他的句子愈來愈像格言：「學習生活，不是學習出賣自己。」「最重要的財富是存在的富足，而非擁有的富足。」這些話聽起來理想主義，但他始終把焦點放在最具體的日常選擇上。

為什麼 2026 年仍要讀他

Vaneigem 的問題沒有過時：當演算法與社群媒體把生活切成可觀賞的片段，當「工作」被包裝成自我實現，當消費選擇被當成政治表態，人們是否還能保有不被工具化的主體性？

他與 Debord 的情境主義，影響了後世的無政府主義、自治運動、佔領華爾街與氣候抗爭。他的核心貢獻在於把政治從宏大敘事拉回個人感受：革命不必等到未來；此刻就該從日常生活的重建開始。

Vaneigem 辭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落幕。但他留下的問題——如何活著，而非僅僅求存活——仍然掛在牆上。

批評與回收：當情境主義變成萬用標籤

Vaneigem 與 Debord 的語彙在 1968 年後迅速擴散。英語世界把「景觀」與「日常生活」變成文化研究、藝術理論與媒體批判的通用詞；中國學界也用它們來解讀消費社會與後馬克思轉向。這種擴展讓情境主義無所不在，卻也讓它逐漸脫離原本的革命實踐。

法國左派理論家 Gilles Dauvé 在 1979 年的〈對情境主義國際的批判〉中指出，「景觀」的概念過度膨脹，「景觀與日常生活的貧乏品質」成了唯一的革命信號，反而把馬克思的經濟與階級分析擠到一邊。他批評 Vaneigem 輕快地繞過馬克思，把歷史重寫成個人主觀感受的控訴。

中國學者也有類似疑慮。南京大學的文本學研究指出，情境主義把「日常生活革命」替換了傳統左翼的宏觀社會關係與階級鬥爭，變成藝術家的「漂移」與心理式「異軌」。貝斯特與凱爾納在《後現代轉向》中的評述被引用來說明：情境主義用文化革命、主體轉化與社會連結「補充」馬克思強調的階級鬥爭，這也意味著它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已經「相去甚遠」。

英美脈絡中，龐克與 King Mob 把情境主義的標語帶進音樂與街頭文化，卻也讓它變成反叛姿態的時尚裝飾。學術圈則出現「庸俗情境主義」的批評：當「景觀」被用來形容任何媒體影像，當「日常生活」被套在每個消費選擇上，概念就失去歷史與政治的針對性。

Vaneigem 本人對這種回收有清醒意識。2011 年的一次訪談中，他說：「情境主義的商品化——賣書、賣 T 恤、賣名聲——並不重要。無論景觀呈現出什麼樣的我，我都很高興從不參與它的企業。」2009 年《Arthur Magazine》的訪談中，他也強調：「我與把情境主義計畫進行壯觀回收的做法毫無共同之處。我的激進性使我免受任何標籤。」

Vaneigem 不把被回收視為個人污點，而視為資本主義的日常操作。他的回應毋寧是持續拒絕與體制合作，並把問題拉回日常實踐：與其問「這是不是景觀？」，不如問「我此刻如何生活？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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